风范长存　烛照学界

“无论是人品还是学问，钱先生都是我们的楷模。”

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2月19日逝世的消息在传播媒介公布后，学术界、社会科学界为失去一代宗师而痛惜，人们对钱先生的评价几乎众口一辞。一些曾与钱钟书先生相交多年的朋友、有过学术往来的同事以及受过指点的后学，纷纷向本报记者回忆了在与钱钟书先生的交往中所感受到的他的为人、治学的风范与业绩。

钱钟书先生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界的景仰，而他淡漠名利的人生态度更是为人所称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研究员汝信说，钱先生有着许多别人想要都要不来的荣誉和头衔，他却根本不放在心上。这些年，随着“《围城》热”的出现，一个本来寂寞的学者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还有一些人以他的名义炒作新闻，他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谢绝外国机构授予他荣誉和请他讲学的事情不胜枚举。

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炯回忆说，80年代初，钱先生在哈佛大学演讲，他那典雅的英文和生动的演讲内容赢得了哈佛师生的崇敬。之后，哈佛大学给他寄来要授予他名誉博士的通知，由于没有接到回信，对方以为他没有路费，又汇来3000元美金，也被他原封不动退回了。《围城》改编成电视剧后，剧组给钱先生寄来几万元的原著稿费，他也悉数退还。作为著名学者，社科院早就想让钱先生担任一定职务，他一直不干，后来是胡乔木同志反复做工作，他才当了副院长。

与钱先生有近60年交往的上海老作家柯灵，过去每到北京，必看两个人，一是钱钟书，一是夏衍。如今，这两位老朋友都已先后去世。说到这里，刚刚出院一个月、年届90的柯灵老不禁声音喑哑：“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大作家，从全世界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交60年，推诚相见，从我个人来说，一生中能认识这样的朋友，是我的幸运；从学术界来说，如果他不是晚年生病，再加上女儿先他而去的痛苦，以及其他干扰，他本该有更多的贡献。值得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对他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知识界的肯定。”

外文所研究员、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敬佩地说，古今中外的学问在钱先生那里全是打通的。他不仅是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对外国如英德法、古希腊罗马、包括美国文化方面的知识，只要你去请教他，没有得不到答案的。“钱先生天赋过人，又非常勤勉，从小就坚持每天8小时的学习。我过去常常帮他借书，发现他一般是借英、法文的原版书，但过三四个月，他又会借一些德、意文和古罗马、古希腊文的书看。他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对我们后辈很有启发。”

82岁的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李赋宁至今对于1938年钱先生从英国牛津回国，到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欧洲文学等课程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当年28岁，我就在他教的毕业班里。钱先生会很多种语言，给我们讲课时常引用原文，让我们大开眼界，初步窥探到世界文化宝库的精华。”钱先生的博学，在西南联大有口皆碑。李教授说，第三年法语课时，一些高深的问题别的老师都解决不了，他们就去请教钱先生。虽然钱先生不是专业语言教师，但所有问题总能迎刃而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朱寨认为，钱先生的学问，很少有人能企及。比如他的《宋诗选注》，那绝非有限的几首宋诗的注释，而是整个宋诗的全貌及与唐诗一脉相承的联系。张炯说，“文革”后，我陪他接待过几次外宾，钱先生学识渊博，令人叹为观止，外国人问的任何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他都对答如流。“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五七干校”，他负责看管农具等活计。别人都不敢或没有劲头再学习文化知识，钱先生则不然，他订了一份西德共产党出版的《红旗报》，每天的繁重劳动后，经常坐在一只小马扎上，仔细阅读这份德文报纸。

法国文学学者、社科院外文所译审罗新璋在与钱先生的交往中，深感其学养高深。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创刊之初，凡是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全都请钱先生核稿。有一次，法文专家巴农改了一处柳宗元散文翻译中钱先生的法文，钱先生说，他改错了，这是“oxymoron”（矛盾修辞法），不宜粗线条处理。第二天巴农查了字典后承认，过去并不知道这个修辞术语。罗新璋说：“钱先生学问之大，读书之多，我们这些后辈学者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他读的法文书之多、之杂，也远远超过我这个专攻法国文学的。比如《蒙田散文》、《追忆似水年华》，他全都完整地读过。他读书很认真，这是一个学风问题，他曾在《谈艺录》中批评袁枚没读韩愈的全集。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罗新璋特别提到钱钟书先生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他认为，钱先生提出的“化境”说，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一个发展，已被翻译界广为接受。罗新璋曾经问钱先生，“您怎么读了那么多书？”钱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也就是一本本看下来罢了。”

作为一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家学者，钱先生去世后留下的空白，很难有人能够填补——这是学者们共同的感慨。

有人认为，钱钟书先生过于清高；但是，凡是与之交往过的后辈学者，无不对他的为人之诚笃感受至深。汝信先生作为他的后辈，多年前曾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钱先生以其博文强记之见识，不仅具体指出该到何处查找资料，而且每个问题他都亲笔写信详细解答，甚至逐字推敲，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钱先生从不摆大学者架子，平易近人，他送给我的书上的署名是‘钱钟书敬奉’。”罗新璋说。

正是由于钱先生肯定和提携，才使有些后学奠定了学术地位。已成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副研究员的郑土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1985年，郑土生的论文《关于哈姆雷特故事的起源和演变》因为否定了许多前人的观点，没人敢发表，后来他向钱先生和杨绛先生请教，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且联名写信把该文推荐给《读书》。《读书》主编说，若没有钱先生推荐，这篇文章真是不敢发。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邓绍基回忆说：“我到所里时，他已经是著名专家了，但对刚来所里的年轻人十分热情、亲切。他叫我‘孩子’。我们经常在图书馆相遇，他总是拿着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在记着什么。他主动问我们借什么书，并准确告诉我书在第几架第几层。我们问他的问题，他从来都是耐心告诉你与之相关的一切。因此我们请教他问题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还有一件事令邓绍基终生难忘。“1958年我们同住在东四头条一号院，他住在一个小楼上，我住在小楼前的平房里。有一天，我家来了个客人，大概因为客人背的皮包很像药箱，晚上钱先生来看我，他以为我生病了。这件事令我感动了好久。”

郑土生说：“我觉得学界崇敬钱先生，不仅仅因为他的学问，他的人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一生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在历次运动中，在重重压力下，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没有违心地批过别人，或写些言不由衷的文章。钱先生有博大的同情心，‘文革’中，我被打成‘516分子’，担心自己会被‘专政’，更放心不下刚刚出生的孩子，情绪十分低落，钱先生安慰我，他叫我不用怕，万一有意外，他会托人把我的孩子养起来。在我人生最危难的时候，是钱先生和杨先生的真诚爱护给了我生活的勇气。”